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说：“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层级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
西方教育的另一种真相
盛斯才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一直面临课业负担太重、学生压力太大、学习有效性差等指责，一些到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人，通常都会感慨其教育的宽松——隔三岔五的假期、三点钟就下课的学校、近乎于游戏的课堂以及老师们体贴耐心的鼓励……这些信息的散布和传播，让人情不自禁地觉得，在欧美读书太轻松、太容易、太简单了。
以上鲜明的对比，加之中国学生整体创新能力低于欧美学生的结论，使对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课业负担过重的指责几乎成了人皆所之的共识。某教授以《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题，撰文猛烈抨击应试教育及其给学生所带来的压力：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重心，而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家长这种“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这种压力直接、沉重地落在中、小学学生身上。
然而，久居美国、深入观察美国教育的观察者，却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美国小学确是下午3点放学，但几乎只有黑人的孩子直接回家了，而大多数白人和华人的孩子，都背着书包、拿着乐器，去了各种辅导班。在美国，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不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在西方社会，孩子们的确可以有一个开心、幸福的中小学，但“更少的学习、更多的游戏、更宽松的管理”，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想要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你需要更好的自律、更多的课外辅导与公立教育之外更多的社会资源。西方教育实际上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偷偷地完成了社会分层。欧美的中小学生确实可以不承受任何压力，但在快乐几年之后，大多数的孩子或者去社区大学再混几年，或者直接去找些底层的体力工作度日，或者直接开始拿失业补助，在街上闲逛。远嫁德国的著名作家龙应台，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叫提摩的孩子，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18岁就失业了，到41岁，仍旧失业。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画着长颈鹿。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和母亲住在一起。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西方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样子呢？央视《世界著名大学》制片人谢娟曾带摄制组到哈佛采访。到哈佛大学时，是半夜2时，可让他们惊讶的是，整个校园灯火通明，餐厅里，图书馆里，教室里，还有很多学生在看书。
在真正的名校，学生的压力是很大的。在哈佛，到处可以看到睡觉的人，甚至在食堂的长椅上也有人呼呼大睡，而旁边来来往往就餐的人并不觉得稀奇。在哈佛，见到最多的就是学生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忘我地在看书。一个北大女孩说，她在哈佛一个星期的阅读量相当于她在北大一年的阅读量。即使这样，哈佛平均每年有大约20%的学生会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修不满学分而休学或退学，而且淘汰的20%的学生的考评并不是学期末才完成，每堂课都要记录发言成绩，平均占到总成绩的50%，这就要求学生均匀用力、不能放松。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说：“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层级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
由此可见，以“减负”为诉求的教改可能是一个过于肤浅的结论。一些人常拿英美公立学校来做素质教育的模板，强调快乐学习，强调减负，结果只能造成公立教育在内容上的缩水，质量上的下降。这实际上只会逼迫家长们在课外时间投入更多的资源，而无力购买教育资源的孩子则越来越难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在课堂上弥补这种资本上的差距。国外一些嬉闹散漫的所谓现代公立教育，其实不过是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公共产品。我们不能把这些标准当作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把这样的表象当作西方教育的真相。
（选自2016年第1期《杂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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